本文目录
- 圆明园烧毁后是怎样的惨景这位德国摄影师，拍下了一组画面
- 1882年摄圆明园老照片首次公布，镜头下的圆明园是怎样的
- 在西方人眼里圆明园是什么样的
- 停留在老照片里的圆明园海晏堂遗迹
- 海晏堂、大水法、远瀛观…老照片追忆圆明园昔日盛景
- 圆明园被破坏以前的资料
- 1882年拍摄的圆明园365张珍贵老照片公布，何以从万园之园到废墟
圆明园烧毁后是怎样的惨景这位德国摄影师，拍下了一组画面
连续几天都在介绍圆明园十二铜首，事实上圆明园的 历史 故事还真不少。
毕竟作为清朝著名的皇家园林之一，圆明园占地面积就达到3.5万平方千米，相当于8.5个紫禁城。
从康熙48年建起，经过雍正、乾隆、嘉庆以及道光等几代人陆续完善，圆明园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就连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也都被誉为----“ 理想与艺术的典范” 。
但可惜，经过战乱、 历史 的摧残，如今圆明园所呈现给世人面前的，只是一片废墟罢了。
被英法联军毁掉的圆明园，到底是什么样？
1860年，圆明园遭受英法联军所焚毁，在火烧圆明园时，本来想将其夷为平地，但由于圆明园所占面积太大，景点分散，而且水域又很辽阔，圆明园一些不起眼的角落又或者水中景点才能幸免遭受焚烧。
13年后，也就是1873年，在清朝海关任职的德国人--- 恩斯特·奥尔 一次来到圆明园，用随身带来的摄像机拍摄了这座已被战乱摧毁的皇家园林的照片。
这批照片也成为了目前 历史 上的发现最早的圆明园影像。
这批照片也保存完好，不仅能记录圆明园废墟，同时也记录了这段屈辱的 历史 。
谐奇趣主楼北面：
谐奇趣全景：
谐奇趣音乐亭：
谐奇趣主楼东侧面：
谐奇趣是乾隆十六年在圆明园建成首座 欧式水法大殿 ，一共有3层主楼，楼前左右九间弧形走廊连接着两层八角楼听，背面有一座小型的喷水池。
大水法：
大水法是圆明园废墟最典型的代表物，它是圆明园三处大型喷泉群，其12铜兽就在大水法周围。
如今在很多人心目中，大水法的残垣断壁是圆明园象征，也成为了游客必到的打卡之处。
方外观
方外观是乾隆二十四年所修建，当时主要是一座清真寺，是专门给乾隆的 容妃 （也就是《还珠格格》里的香妃）做礼拜的地方。
在火烧圆明园的时候，方外观与其他西洋楼建筑一样，只是被烧毁的建筑木质结构，大理石和房瓦尚未被烧毁，不过今天咱们所看到的方外观残迹大部分是军阀和土匪等倒盗运石所造成。
海晏堂一角
作为圆明园西洋楼规模最大、装饰最精美的建筑，在奥尔末拍摄的海晏堂画面中，楼顶已经坍塌，楼前水池也都长满了杂草。
从照片咱们可以看到，屋顶和楼板基本已经倒塌，内部的砖墙也都垮塌了一部分，南侧上还保留一些玻璃残迹，造型和装饰也跟史料记载一样，只是墙面上的灰有些剥落。
奥尔末拍摄的12张圆明园照片中，原作底片从未在中国大陆所公开，之后奥尔末去世后，其妻子将这组12张玻璃底片交给德国建筑学者 恩斯特•柏石曼 。
之后随着战火的隔断，这批底片经过重重困难，最终秦风老照片馆在2009年被找到其下落，筹募巨资从海外购回这组底片。
随后在纪念圆明园150周年之际，这批珍贵的 历史 照片最终首次公开。
如今圆明园已经不再有12组照片这样的情景。
这批图片清晰可见，仿佛就像昨日的情景一样，除了我们能目睹一些圆明园风采外，更多再次激起我们对这段屈辱 历史 的思考---- 落后就要挨打！
1882年摄圆明园老照片首次公布，镜头下的圆明园是怎样的
圆明园管理处在正觉寺最上楼举办圆明园老照片发布会，现场发布365张珍贵老照片，大多数照片为首次向公众展示，其中拍摄于1920年代的正觉寺文殊亭内文殊菩萨全身照片也为首次发现。
圆明园在1860年遭到英法联军的焚毁。此后的圆明园渐渐地变为一片废墟，失去了昔日之辉煌。在这160年间，圆明园经历了从万园之园到遗址再到废墟，从皇家园林到老百姓居住的村落再到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这些变化之前并没有很多文字记载。但是，在圆明园罹难后的一百年间，不少摄影师携带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照相设备对遗址进行拍摄，包括中国香港摄影师赖阿芳、德国摄影师奥尔末、法国人谢满禄、瑞典人喜仁龙，这些早期影像也成为圆明园百年沧桑的历史见证。
圆明园这一次发布的老照片涵盖了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的相关建筑，这些罕见的老照片是刘阳从世界各地收集的。在发布会上，刘阳向圆明园管理处捐赠正觉寺文殊亭文殊菩萨全身像电子版老照片一张，由圆明园档案馆收藏。
据说当年，乾隆皇帝因文治武功卓著，常常被外藩王和外国使臣尊奉为文殊菩萨，乾隆本人也对文殊道场尊崇有加，故在圆明园正觉寺建了一座文殊亭并供奉文殊菩萨。从这张老照片上清晰可见，亭内文殊菩萨骑青狮之像，总高三丈；左右立二童，左为狮奴，右方为韦陀，皆高八尺。文殊菩萨像及其背光均为木质包金，狮与二童均五彩拨金，下承汉白玉石台。此照片为仅存的四张正觉寺山门以内的照片之一，可验证史料记载准确无误，也弥补了学术的空白，对研究、复原正觉寺文殊亭有至关重要的参考价值。
1882年前后，谢满禄买到了十二兽首中的鼠、牛、虎、兔、龙、马、猪等七个，但在运输回国过程中猪首、兔首、鼠首被窃遗失，只有牛首、虎首、马首及龙首被带回法国。谢满禄给它们分别拍摄了照片，其中龙首形象是首次被发现。也是目前发现的拍摄时间最早的海晏堂兽首照片。
此外，本次发布会还首次公布了谢满禄在1882年前后拍摄的圆明园木构建筑未被彻底摧毁前的照片，其中包括圆明园顺木天、北远山村、鱼跃鸢飞、舍卫城、濂溪乐处、汇芳书院（断桥残雪石桥）、鸿慈永祜、魁星楼，长春园宫门、海岳开襟、法慧寺多宝琉璃塔等建筑群。这些老照片清楚地呈现了这些建筑都还未被彻底破坏之前的状况，打破了以往圆明园的中式建筑仅停留在文献记载或是画作中的呈现方式，让人可以一睹皇家园林曾有的辉煌气派。
在西方人眼里圆明园是什么样的
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后经几位皇帝150余年的营造，成为北京西郊清代皇家园林的代表，也是世界园林建造史上的奇迹。19世纪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称圆明园是“理想与艺术的典范”。因为当时正是西方势力涌入中国的时候，因此，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学者对圆明园存在着错误解读，这种误读甚至反过来影响了我们自己。在西方，“圆明园是耶稣会传教士设计和建造”的说法流传最为广泛。这种说法始于法国人莫里斯·亚当（MauriceAdam，汉文名字亚乐园）。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莫里斯·亚当曾经在中国海关工作，其间他多方收集整理有关圆明园的资料，并且亲自到圆明园三园之一的长春园调查。长春园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园林，其北部是一组欧式宫苑建筑群，也就是著名的西洋楼景区。西洋楼景区的确是由耶稣会传教士郎世宁、王致诚、蒋友仁等人设计的，但是，莫里斯·亚当却以偏概全，在1936年出版的《圆明园：18世纪耶稣会士的建筑作品》书中，误将整个圆明园视为“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的建筑”，而且从书名上也能够看出作者对圆明园的错误解读。该书在西方引起很大反响，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认为圆明园是耶稣会传教士设计和建造的，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甚至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世界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在给美国大学生写的《寻找现代中国》这本教科书中也说：“乾隆任命耶稣会的建筑师和设计师，去完成圆明园这座位于北京郊区，建立在湖滨公园的雄伟欧式夏宫。”事实上，西洋楼景区只是圆明园很小的组成部分，其面积仅占圆明园的百分之二，它并不能等同于圆明园。而且，西洋楼景区虽是由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设计的，但其建造却是由中国工匠，而非耶稣会传教士完成的。当然，现在熟悉历史的中国人都知道，除了西洋楼景区之外，圆明园的其他建筑群主要是由中国的“样式雷家族”设计，并由中国工匠建造的。“样式雷家族”是对清代世袭的宫廷建筑师雷氏家族的“荣誉称呼”。在200多年间，主持清朝皇家建筑设计，如紫禁城、皇陵、颐和园等都是雷氏负责设计建造的。样式雷绘制的圆明园设计图，来自《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圆明园卷续编》那么，西洋楼景区为何在西方人眼中就“等同于”圆明园呢？这和圆明园在西方的传播有密切关系。乾隆十八年（1753年），葡萄牙国王遣使来京。为了向西洋人夸耀天朝大国的无所不有，乾隆皇帝决定建造西洋楼景观，工程设计和实施工作主要由意大利人、传教士郎世宁负责，后来，又让法国神甫蒋友仁作为助手，协助郎世宁工作。这些传教士把圆明园建筑和他们设计西洋楼的过程与完工后的西洋楼形象，通过书信和铜版画图像的形式介绍传播到西方，于是，逐渐在一些西方人的眼里演变成为：圆明园是传教士设计的，西洋楼就是圆明园的全部。谐趣园版画1860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烧劫掠后，与为数众多的中式建筑几乎焚烧殆尽不同，西洋楼景区的建筑因其主体为石材结构而幸免于难，成为整个圆明园建筑遗迹残存较多的景区。清末，一些西方学者如德国人奥尔末、法国人莫里斯·亚当、美国人甘博等，到西洋楼遗址游览，拍摄了不少照片。随着这些照片的广泛传播，使得西方人产生了错觉，以为圆明园里只有西洋楼景区。这种观点也影响了中国人，在网络上，还有不少人把“西洋楼遗址”介绍为圆明园的标志。其实，在历史上，西洋楼景区只是圆明园很小的一部分，并不是圆明园的主体建筑，更不能说是圆明园的标志建筑。另一个误读最多的说法就是“圆明园是清朝皇帝的夏宫”。这种说法也始于西方人。欧洲人称圆明园是“中国的凡尔赛宫”，圆明园的英文名就是The old summer palace（夏宫）。德国人约翰·拉贝在《我眼中的北京》中，称圆明园为“老夏宫”、颐和园为“新夏宫”，书中写道：“圆明园是康熙皇帝在1709年作为夏季行宫所修建的。”这个说法在时间上有问题，1709年是康熙四十八年，实际上，圆明园作为皇四子胤禛的赐园是在康熙四十六年修建的，它也并非是康熙皇帝的夏季行宫。约翰·拉贝与夫人的合影但是他的这个说法影响深远，20世纪80年代，史景迁也称圆明园是“雄伟欧式夏宫”，甚至今天的一些中国人还有这种认识，我们常常听到或看到“清帝每到盛夏就来到这里避暑、听政，处理军政事务，因此也称‘夏宫’”之类的话语。其实，自雍正皇帝开始到咸丰皇帝，他们在每年的春天，甚至正月十五前后就从紫禁城移住到圆明园，直到腊月时才返回紫禁城。圆明园建有供皇帝处理朝政的正大光明殿和勤政殿等，雍正、道光以及咸丰等皇帝一年四季有很长时间在圆明园居住理政，乾隆皇帝和嘉庆皇帝除夏天到避暑山庄之外，其余时间也大都在圆明园居住，所以修建圆明园，根本原因并不是作为避暑的夏宫来使用的。圆明园虽然兼具避暑的功能，但不能就依此把圆明园称为夏宫。可见，以“夏宫”来称呼圆明园，并不恰当。康熙皇帝为了避暑，先后在塞外建立了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康熙、乾隆和嘉庆夏季往往去避暑山庄或木兰围场，在那里一边避暑一边理政。根据记载，康熙和乾隆皇帝大致在农历四五月去塞外，九十月回北京。如果说清帝有夏宫的话，那就是热河的避暑山庄。不过清代也不是每个皇帝都去那里避暑，道光之后，除去咸丰，其他皇帝均没有去过避暑山庄避暑。咸丰皇帝倒是去过避暑山庄，不过他不是去避暑，而是去避难：在英法联军的逼迫下逃去的。
停留在老照片里的圆明园海晏堂遗迹
圆明园又称圆明三园，是清代大型皇家园林，它坐落在北京西北郊，与颐和园毗邻，由圆明园、长春园和绮春园组成，所以也叫圆明三园。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抢掠文物，焚烧，同治帝时欲修复，后因财政困难，被迫停止，改建其他建筑。八国联军之后，又遭到匪盗的打击，终变成一片废墟。图为查尔斯·弗雷德里克·摩尔于1877 年前后拍摄的海晏堂西面，此时海晏堂主体结构尚保存完好。
托马斯·查尔德于1877 年拍摄的海晏堂西部入口处残迹。他拍摄的角度比此前奥尔末的角度要离海晏堂更近一些。从照片中可以看到海晏堂被毁后的大门遗迹和保存完好的大贝壳。
查尔斯·弗雷德里克·摩尔于1877 年前后拍摄的海晏堂东南角。从照片中还隐约可以看到长春园法慧寺琉璃塔的塔刹。
1900 年八国联军德国随军摄影师拍摄的海晏堂西部。从此照片中不但可以看到全海晏堂西部喷水池，还能看到西洋楼线法墙遗迹。
德国驻华公使阿尔方斯·穆默·冯·施瓦茨恩斯坦茨于1901 年前后拍摄的海晏堂蓄水楼遗址。
德国汉学家德里希·珀津斯基（Friedrich Perzynski）于20 世纪初拍摄的海晏堂西部残迹。
此照片拍摄的时间大约是民国早期，摄影师是站在海晏堂南面的山坡上由南向北拍摄的，此时海晏堂南面的西洋线法墙还很完整。
民国初年一批身着北洋军阀军服的人似乎在陪同某位客人一起游览海晏堂遗址。（洛克菲勒档案中心藏）
美国人西德尼·戴维·甘博于1919年拍摄的海晏堂西喷水池。
喜仁龙于1922 年拍摄的海晏堂东部蓄水楼残迹东北角。
喜仁龙于1922 年拍摄的海晏堂东部蓄水楼残迹东南角。
图文《西洋镜下的三山五园》，中国摄影出版社2017 年10 月第1 版
圆明园(6)海晏(3)残迹(1)
海晏堂、大水法、远瀛观…老照片追忆圆明园昔日盛景
圆明园又称圆明三园，是清代大型皇家园林，它坐落在北京西北郊，与颐和园毗邻，由圆明园、长春园和绮春园组成，所以也叫圆明三园。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抢掠文物，焚烧，同治帝时欲修复，后因财政困难，被迫停止，改建其他建筑。八国联军之后，又遭到匪盗的打击，终变成一片废墟。图为喜仁龙于1922 年拍摄的海晏堂西喷水池。
喜仁龙于1922 年拍摄的海晏堂西面。从照片中可以看出，此时的海晏堂西面建筑整体结构已经基本被破坏殆尽。
20 世纪20 年代的海晏堂西喷水池遗址残迹。（洛克菲勒档案中心藏）
德国人汉茨·冯·佩克哈默于20 世纪20 年代拍摄的海晏堂东部残迹。照片中的房子就是居住在西洋楼遗址上的陆元纯家，此家族常年在圆明园遗址上居住，知道很多西洋楼和圆明园的故事，几乎每位到西洋楼游览拍照的西方人都愿意请陆元纯当向导，这也是他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20 世纪20 年代的海晏堂遗址。比起早年喜仁龙和甘博拍摄的照片，此时的海晏堂遗址又遭到了进一步破坏，部分石刻也已经遗失，比如平台上的水槽已被搬至燕京大学。
20 世纪30 年代初的海晏堂大蓄水楼残迹，此时的北平 *** 曾经一度对圆明园进行过管理，并派有专人看护，照片中的房子便是看护人的值班房。
20 世纪30 年代末海晏堂大型蓄水楼，由于此时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北平 *** 已经无心再对圆明园进行管理便撤销了圆明园的管理机构。照片中右下角看护人当年居住的小房已经被拆毁无人居住了。
赫达·莫里循（Hedda Morrison）于1940 年拍摄的海晏堂蓄水楼残迹。经过近几十年连续不断的破坏，此时的海晏堂与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海晏堂蓄水楼北面是西洋线法墙的遗址，此时墙已经被拆得干干净净，成为一条壕沟。
恩斯特·奥尔末于1873 年拍摄的大水法。这时的大水法主体结构几乎没有被破坏，雕刻精美的石刻也基本保存完好。
恩斯特·奥尔末于1873 年拍摄的远瀛观。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张还带有顶部雕刻的远瀛观大门旧照。
恩斯特·奥尔末于1873 年拍摄的观水法。从照片中可以隐约看到西面的巴洛克西洋门。
图文《西洋镜下的三山五园》，中国摄影出版社2017 年10 月第1 版
圆明园(6)海晏(3)西洋(2)
圆明园被破坏以前的资料
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北京，不过20岁出面的奥尔末身为其时很多远渡东方的淘金者之一，不只见证了其时洋人的暴行，身为摄影师的他经过直觉还拍下了圆明园西洋楼废墟前的相片（首图）并妥为保留，通往后世拍照的圆明园废墟照比照，咱们能够断定相片的实在性。
圆明园是中华民族心里永远的痛，相片的呈现不得不说对圆明园的恢复作业起到了必定程度上的协助，这是一种走运，假如拍下相片的是一个我国人，那才愈加令人高兴。
1882年拍摄的圆明园365张珍贵老照片公布，何以从万园之园到废墟
圆明园曾在早年间遭到英法联军的焚毁，此后的圆明园渐渐地变为一片废墟，失去了昔日之辉煌。自建立以来，圆明园便经历了从万园之园到遗址再到废墟，从皇家园林到老百姓居住的村落再到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这些变化之前并没有很多文字记载。 圆明园辉煌的落败是不少国人内心的一块疤，从万园之园到一片狼藉的废墟，它昭告着曾经的中国受到了多少的侵害却无力反抗的历史，好在今时今日的我们终于站了起来。
据圆明园管理处副主任李向阳介绍，在圆明园罹难后的一百年间，非常幸运的遇到了不少的摄影师，他们携带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照相设备对遗址进行拍摄，包括中国香港摄影师赖阿芳、德国摄影师奥尔末、法国人谢满禄、瑞典人喜仁龙等人，这些早期影像也成为了圆明园百年沧桑的历史见证。此次365张珍贵的老照片在圆明园举行了一场生动的发布会，这些昔日的圆明园旧照大多数都是首次面向公众展示。这些照片对于复原圆明园昔日的光景有着非常作用的参考价值，是弥足珍贵的历史宝物。
在此次的照片发布会上，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刘阳向圆明园管理处捐赠正觉寺文殊亭文殊菩萨全身像电子版老照片一张，由圆明园档案馆收藏。文殊菩萨全身像是出自法国摄影师谢满禄之手。据悉，是目前已知拍摄过圆明园木构建筑在被彻底破坏前遗存照片最多的一位摄影师。发布会还首次公布了谢满禄拍摄的圆明园木构建筑未被彻底摧毁前的照片，这些木构建筑包括圆明园顺木天、北远山村、鱼跃鸢飞、舍卫城、濂溪乐处、汇芳书院（断桥残雪石桥）、鸿慈永祜、魁星楼，长春园宫门、海岳开襟、法慧寺多宝琉璃塔等建筑群，这些巧夺天工的建筑堪称世界闻名的景象，可惜却被英法联军无情摧毁。这些老照片清楚地呈现了这些建筑都还未被彻底破坏之前的盛世景象，打破了以往圆明园的中式建筑仅停留在文献记载或是画作中的呈现方式，让人可以一睹皇家园林曾有的辉煌气派。
这些老照片能被收集起来并再次回到圆明园展示，其中的曲折漫长引人深思。我们应该敬重历史，也要勿忘国耻，抱着振兴中华的理念继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