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哲学解释学怎么样
-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的著作
- 外国文艺美学要略·论著·《真理与方法》
- 哈贝马斯如何批判解释学与实证主义（科学主义
- 如何合理借鉴哲学解释学方法
-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的介绍
- 关于中文版《伽达默尔传》
- 真理与方法的关系是什么
- 伽达默尔是哪一翻译学派
哲学解释学怎么样
立早按：研一的读书报告，备课的时候翻出来又回顾了一遍，没啥观点，权作一篇仅供参考的读书笔记。 “我们把尼采提出的，后来又被德勒兹所采纳的这句口号作为哲学现代性的临时定义：推翻柏拉图主义。借用尼采的话来说，本世纪的全部任务就是‘治愈柏拉图病’。”——阿兰巴丢 引子整个20世纪的思想界都致力于反柏拉图主义，其中一股重要的力量就是语言哲学。在这种浪潮中，柏拉图的存在理想之物的假设以及所有知识的源头是智力直觉的观点被看做是无稽之谈。海德格尔以及由他开创的诠释学浪潮则将柏拉图的那种把从先验的理念强加在人类思想之上的做法视作对存在遗忘的开始。解释学也正是在这股风潮之下涌动而现。 “解释学”/“诠释学”（Hermeneutics）一词最早起源于古希腊，本意就是“解释”，是一门研究理解和解释的学说。中世纪后期，为了正确解释《圣经》经文，解决《旧约》犹太民族特殊性和《新约》耶稣泛世说教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步形成了有关圣经的神学诠释学，这种方法后来被运用于法律条文的解释时，相应诞生了法学诠释学。到了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将解释学发展成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系统性理论，但他们都是把解释学当做有别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将传统诠释学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层面转化为本体论层面的研究的变革是海德格尔发动的。伽达默尔承继和扬弃了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转向，最终建立起了哲学解释学。20世纪60年代，他写出了《真理与方法》一书，也是哲学解释学的奠基之作，他在书中提出哲学解释学的任务就是要从人的历史存在来为“偏见”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以对抗启蒙运动以牺牲人的历史性为代价消灭“偏见”的战争。他以“真理”与“方法”命名这本书旨在瓦解一个现代性以降的认识论假设——方法是通向真理的康庄大道。这在西方思想史上是一次重要转折，不仅仅是在哲学领域奠定了解释学的一席之地，同时也对文学、历史、法学、艺术、宗教、社会学等人文社会领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他看来，解释学绝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更是人的世界经验的组成部分。在《真理与方法》的前言中，他写道，“我们一般所探究的不仅是科学及其经验方式的问题——我们所探究的是人的世界经验和生活实践的问题。借用康德的话来说，我们是在探究：理解怎样得以可能？这是一个先于主体性的一切理解行为的问题，也是一个先于理解科学的方法论及其规范和规则的问题。我认为海德格尔对人类此在的时间性分析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理解不属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这便导致了存在（历史与传统）比人的主体更具有本原性的推论。 对他们两人而言，语言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都起着中心作用。语言不仅被人用来表达自我，更为重要的是，人是倾听语言中传给他的论题。特定的语言的词语和概念揭示了存在的本原性。 正如伽达默尔在书中写道，“解释学反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的著作
伽达墨尔一生著述甚丰，主要著作如下。哲学著作：《真理与方法》 （1960）《科学时代的理性》（1976）美学与艺术论著：《柏拉图与诗人》 （1934）《美学与解释学》 （1964）《美的现实性——作为游戏、象征、节日的艺术》 （1977）《诗学》 （1977）
外国文艺美学要略·论著·《真理与方法》
外国文艺美学要略·论著·《真理与方法》
联邦德国当代美学家伽达默尔著。书的副题为《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特征》。1960年出版。本书系伽达默尔的代表作，现代哲学解释学和解释学美学最重要的经典著作，在西方，该书被誉为阐发艺术经验的哲学真谛之作。本书初版之后，1965年、1973年、1975年连续三次修订再版。
全书共分三大部分，约六十万字。第一部分主要探讨了艺术经验中理解现象的本体论问题。这里，伽达默尔首先通过对“教化”、“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这四个人文主义美学基本概念的考察，指出了主体因素在艺术经验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看到了艺术经验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与概念性知识的不同，确定了艺术经验的奥秘在主体，在主体参与下的理解活动的具体情形。由此出发，伽达默尔进一步考察了康德学派的美学思想，从而彻底推出了美学中的主体性精神，即真正的艺术是一种体验艺术，艺术作品来自于主体体验，艺术作品是体验的表现。这样，伽达默尔就重新审视了艺术经验中的真理问题，他指出，艺术作品只是当它被观照、被理解的时候，它才具有意义， “只有当我们理解了一个本文之时，这个本文对我们来说才能成为语言性艺术作品”。因此，艺术的真理问题并不孤立地在作品上，也不孤立地在作为审美意识的主体上，而在具体的特定的理解活动中。基于此，伽达默尔全面推出了他有关艺术作品的解释学原则。他首先通过把艺术作品比作游戏，指出，艺术作品如同游戏一般， “对于观者来说并在观者中才存在。”同时，他又把艺术作品比作创造物指出，艺术作品作为创造物，它的意义是无限的，任何一个创造物的内涵都只是激发新的内涵的中介，艺术作品作为创造物它源出于往日，但在历史长河中，它不断地与无限的现在之物结合成了新的意义。紧接着，伽达默尔就指出了艺术作品的时间性特点，由于一部艺术作品的意义并不是凝固不变的，因而，艺术作品必然随着观者而在演变中获得其实际存在，这样，作品的意义也就随着观者而呈现出了时间性。由此，艺术作品就不是模仿存在的消极产物，它对存在还有一种积极的扩充能力，即艺术作品不是作为存在的附庸，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存在的，这样，作品的意义也就并非依赖于存在，作品的意义具有了独立自足性，由此，作品在意义上也就进一步呈现出了随机性，即， “作品的意义从它于其中展现出的境遇出发，在内容上不断规定着自身，以致它比没有这种境遇包含着更多的东西”。最后，伽达默尔基于艺术作品的上述特点指出，对艺术作品的欣赏，不是被动地去把握作品的意义，而是要积极地去再造和组合作品的意义，这不是指对作品本来意义的再造和组合，而是指“对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构通，而且，这种思维性构通并不是外在的和后加的，而是艺术真理所在。”
第二部分主要由上述艺术经验本体论的原则出发，通过对客观主义古典解释学的批判，推出了哲学解释学的一般原则。这里，伽达默尔首先拓宽了理解现象的存在范围，他指出，对本文的理解不仅是一个科学所关心的问题，而且是人类整个世界经验的一部分，理解现象遍及人和世界的一切关系，理解过程发生在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接着，伽达默尔就指出，面对一个本文的每一个理解者都有自己特殊的视界，不仅不同的理解者各有自己的视界，而且，不同的对象也有自己不同的视界，因而，理解不会象古典解释学所要求的那样，抛开理解者自身的视界而达到对象的视界，理解实际上是一种“视界溶合”(HorizontverschmeL-zung)，即理解者的现在视界与对象内容所包含的诸过去视界的溶合，也就是拓宽自己的视界，使之与别的视界溶为一体，这样，溶合的结果便是，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超越了各自原有的视界，从而达到了新的视界，因而，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是历史的存在，本文的真正意义并不是作者的原意或它最初的读者对本文的理解，本文的真正意义是和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生成过程中的，这个生成过程就是历史，伽达默尔称这种历史为“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即理解者和理解对象相互作用、 相互溶合的统一物。这样一种“效果历史”就决定了经验在本质上是开发的，经验是不断容纳进新的东西的历史过程，伽达默尔称这种经验为解释学经验。解释学经验具有一个对话模式，而理解就是一个对话活动，即理解者与理解对象的对话。在一个理解者面对一个理解对象时，本文好象向理解者提了一个问题，而为了理解本文所提出的问题，理解者又必须提出本文业已回答的那个问题，这样，就必然要超出本文的历史视界，从而使之与理解者的视界相溶合，这个对话过程的结果便是，理解者自身的视界也改变了，即通过这个互相问答的对话过程，理解者也不断超越了自己的视界，一个答案意味着又一个问题，这样，本文意义的可能性就是无限的， “过去不是一个被动的对象，而成了不可穷竭的意义可能性的源泉。”所以，伽达默尔指出，面对一个本文的理解活动如果只关注制造本文的作者，而不是关注本文自身当下的内容，理解活动的对话性就被破坏了，因而，理解活动不要幻想通过“方法上的自我净化”来达到客观真实，而要通过与本文的“解释学相遇”来达到理解的真实。
第三部分主要阐述了语言在理解活动中的重要性。伽达默尔主要从四个方面阐述了这个重要性：其一，理解本质上是语言性的，因为理解对象是依存于语言的，理解对象实际上就是一个语言的对象。其二，一切形式的解释都是语言的解释，语言是解释的结构要素，语言是过去和现在实际融通的介质。其三，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本体论的关系，人通过语言有了一个世界，世界也在语言中呈现自己。其四，语言是“我”和世界的交接点，语言把“我”和世界不可分割地联在一起。
哈贝马斯如何批判解释学与实证主义（科学主义
研究哈贝马斯，一般都是首先介绍他的认识论，接着不是捎带就是略微提及，或者干脆忽略其方法论。这种做法并不可取。原因很简单，哈贝马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融为一体的。他最初崭露头角，靠的就是其方法论。正是因为他建立起了一套以批判和反思为核心的完整的方法论，他才能成功地论述其具有人类学倾向的认识论，从而为他的交往理性和文化现代性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一、批判理论对抗批判理性论 哈贝马斯的方法论，首要一点是“批判”。根据目前所见到的有关哈贝马斯的研究资料，大多对把这种批判方法追溯到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姆的传统理论／批判理论）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看法持赞同态度。 在1961年德国社会学大会上，阿道尔诺和波普尔分别代表批判理论和批判理性论就社会科学的逻辑作了专题发言。两人的观点针锋相对，南辕北辙，由此揭开了两派之间关于实证主义问题的论战序幕。在这里，我们想着重交代批判理性论的社会科学逻辑观，并通过陈述批判理论对它的批判来揭示二者之间的实质性差异，以及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批判理论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实际意义。 批判理性论一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波普尔和阿尔贝特（Hans Albert）。同阿道尔诺和哈贝马斯一样，他们也是师徒俩一起“赤膊上阵”。有所不同的是，批判理性论的主要观点基本上都是出自波普尔，阿尔贝特只是在极力维护，而未能像哈贝马斯那样对老师的观点作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因此，哈贝马斯后来虽说是直接面对阿尔贝特论战，但他的矛头仍是针对波普尔。 关于波普尔，仅从人们简介其主要哲学思想中，就能看出点问题。比如，A·弗卢的《哲学词典》就称他是“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哲学译丛》1983年第4期）。而他的哲学成就也被截然分为两块，一是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所谓科学划界问题，二是在社会和政治哲学领域里对相对论和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其实，后者是他的自然科学划界论的具体运用。在波普尔的理解中，社会科学只不过是自然科学的翻版。世界观如此，方法论更是这样。 波普尔提出了27个命题，集中阐述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观点，这里我不可能就波普尔的命题展开详细论述，只想突出其中的几个概念，来和批判理论对照分析。首先是所谓的试错法。这是波普尔科学逻辑中的关键。波普尔认为，科学真理不能证实，但可以证伪；同样，科学真理的发现逻辑也不能确定，只能试错。可证伪性和试错法成了科学的标志。这就涉及到了真理观。真理概念对于波普尔的批判主义是必不可少的。可以看出，尽管波普尔把传统认识论的认识逻辑来了个彻底颠倒，但他仍坚守传统的真理观。在他看来，所谓“真”，就是“一个阐述与事实一致，或者符合事实，或者事情正向它所说的那样”。（《哲学译丛》1985年第1期，第25页）这是一种绝对的和客观的真理概念，说穿了，它和康德的真理概念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一种符合论的真理观，强调主体和客体的一致和符合。其前提是必须有一个堪称是客观的客体。主体的认识只是对客体的客观性的一种附和。而这种真理观正是批判理论所要破除的。哈贝马斯对传统认识论的革新之处就在于把真理的获得由主体与客体相一致的结果变成了主体与主体取得共识的产物。 再一个核心概念是客观性。波普尔认为，科学的客观性是存在的，但它不取决于科学家的客观性，而只在于使科学家的理论处于不断经受批判的传统中。表面上看，波普尔也承认客观性并非没有价值判断，这点似乎和批判理论并不冲突。但是，波普尔要用这种客观性统率一切科学领域，包括社会科学领域，实际上就是把自然科学模式再一次推广到社会科学领域。批判理论则拒绝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研究社会科学，强调社会科学的自律和自足。他们认为，人不像自然界的对象那样是研究的客体，对社会的认识仅靠认识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由此，批判理论认为批判理性论陷入了实证主义的窠臼。 第三个核心概念则是批判。批判理论也好，批判理性论也罢，都号称自己所从事的是批判事业。那么，这两个批判概念之间究竟有何不同呢？其实，二者之间并无本质的差别，只有着重点的不同。也就是说，他们所主张的批判方法都是既针对主体的先验认识能力，也面向经验客体存在。但是，批判理论更多强调社会批判，而且强调对社会总体性的批判。批判理性论则不然，他们固然认识到批判得以可能，离不开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但是，他们的批判绝不涉及到社会总体性，因为，他们认为，人的知是有限的。再者，二者的背景的确有所不同。具体而言，批判理性论更多的是依靠康德，把认识主体，即人的认识能力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批判理论则不然，他们也想向康德回归，但他们的出发点不是康德，而是马克思。因此，他们强调批判的实践意义和社会特征。 第四点牵涉到批判理论和批判理性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总的来看，批判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持肯定态度，尽管他们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因而需要加以革新。相反，批判理性论对马克思主义是持彻底否定态度的，主要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否定。波普尔称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历史决定论，主要有三个缺陷：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方法论，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模仿缺乏批判性；按照历史决定论，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应该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决定论是政治哲学，是社会改造的概念。（参见《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波普尔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所导致的是一种乌托邦的历史哲学观。 批判理论则不然，他们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为自己的出发点，并且把批判社会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换言之，批判理论基本上继承了马克思的理论前提，并且用这个理论前提来检验现实社会，同时也用社会现实来对这个理论前提加以修正。很显然，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持否定态度；而批判理论，特别是哈贝马斯基本上继承了马克思的社会进化观念，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积极地加以发展。 下面我们想对以哈贝马斯为典型的批判理论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及其意义加以总结。首先，批判理论的历史思考和总体思考有助于消除科学之间任意划定的界限，也打破了社会科学内部的任意划界，为建立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案和总体性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奠定了基础。 其次，批判理论强调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这就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批判奠定了基础。不过，这里要加以区分的是，批判理论强调的是文化层面上的意识形态，而非政治领域里的意识形态。为此，我们应当警惕这样一种倾向，即要求消解学术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功能，过于强调学术研究的所谓自律性，置学术研究的社会关怀和政治关怀以及历史意义统统于不顾，使学术变成了游戏，研究变得彻底私人化。当然，强调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意义并非是要重蹈昔日“左”的覆辙，把学术研究纳入政治意识形态轨道，使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是指学术研究必须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承担起社会批判和文化批评的功能，也就是说，学术研究必须发挥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 还有一点就是批判理论把弗洛伊德学说引入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哈贝马斯把弗洛伊德的精神病理学说运用于社会批判，建立了所谓的现代性的社会症候批判理论，也是一种综合性的尝试。 二、解释学的普遍有效性批判 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之间的解释学之争构成了和实证主义论争遥相对应的景观。我们不能把批判理性论简单地说成是实证主义，但却完全能够把批判理论对它的批判归结为实证主义批判。同样，尽管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地用相对主义来指称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但我们却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哈贝马斯对伽达默尔的批判是对相对主义的进一步清算，甚至可以说是对客观主义的进一步清算。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对他的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特征作了详细的阐明和深刻的论述。所谓哲学解释学，是相对于传统解释学而言的。在伽达默尔看来，传统的解释学基本上都是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研究，因而仅仅是一门关于理解的技艺学；哲学解释学则具有本体论特征，探究的是“人类一切理解活动得以可能的基本条件”（《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哈贝马斯对于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持肯定态度的，而且，伽达默尔关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话逻辑的论述对哈贝马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论社会科学的逻辑》中，哈贝马斯甚至还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来对抗维特根斯坦和温奇的语言哲学逻辑和社会科学理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就没有差异和冲突。冲突的焦点在于对“传统”和“语言”的理解。 伽达默尔曾专门为“权威”和“传统”正名。他认为，“传统”是一种权威形式，需要特别加以保护。“传统”和理性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相反，“实际上，传统经常是自由和历史本身的一个要素。甚至最真实最坚固的传统也并不因为以前存在的东西的惰性就自然而然地实现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握和培养。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是积极活动的。”（同上书，第361页） 在伽达默尔看来，传统是一种先在，是给定的，我们可以习得并掌握。我们并不是在传统之外，而是在传统之中。“传统一直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一种范例和借鉴，一种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同上书，第362页）在精神科学中，“传统”的作用不可低估，它甚至构成了精神科学的真正本质及其鲜明的特征。伽达默尔把传统当作解释学的基础，在他看来，能够长期存在的传统和解释学是融为一体的。而解释学首先是在对传统所提出的、但在渐渐缩小的价值要求做出的反映中发展起来的，因而理解就无法越过解释者所置身的传统语境。 伽达默尔如此看重“传统”，这就难怪哈贝马斯首先要从“传统”这一概念向他发难。在《评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一书》中，哈贝马斯写道：“人们不能从理解在结构上从属于传统的这种特性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传统的媒介通过科学的反思不会发生深刻的变化。甚至，在连续起作用的传统中，不只是一个不受认识约束的、似乎可以获得盲目承认的权威在起作用；伽达默尔对在理解中使自身得到发展的反思的力量作了错误的认识。反思的力量在这里不会长时期地被由于自我解释而产生的绝对精神的假象所迷惑，并且不会脱离反思的力量赖以存在的有限基础。但是，当反思的力量看透了反思赖以产生的传统的起源时，生活实践的教义就会发生动摇。”（《哲学译丛》1986年第3期） 哈贝马斯反对伽达默尔把传统看作一个固定的实存的文本，反对主体对传统直接占有。他主张应当通过反思这个中介去接近传统，阐发传统，在主体与传统之间建立起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不过，有一点哈贝乌斯是肯定的，这就是伽达默尔和他一样对历史主义提出了批评，尽管他对历史主义的理解不尽正确。事实上，批判历史主义，这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和传统的方法论或认识论解释学的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是解释学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飞跃。 理解离不开反思，没有反思的理解是独断的、非话语性的，因而有悖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在哈贝马斯看来，反思这种经验是十八世纪德国唯心主义留下来的永恒遗产，它既能证实，也能否决传统提出的要求。历史事件的实体性总是要受到反思对实体性的接受的限制。一句话，反思决定着历史，也决定着传统的历史效果。 哈贝马斯把反思分为三个阶段，即先验的自我反思、社会语言学的自我反思和历史反思。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致力于前两种反思，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论述的则是第三阶段的反思。但是我们看到，伽达默尔把反思相对化和理想化了，因为他过于强调人类理解历史语境的相对性和有限性。 哈贝马斯批判伽达默尔对待反思不够彻底。由于传统不是我们要学会和掌握的过程，而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口头流传下来的语言，因此，哈贝马斯主张用意识形态批判来把代替哲学解释学所谓的逻辑学和修辞学，使解释学能够向深层次发展：“由符号构成的历史事件的客观性是不够客观的。解释学似乎从内部就撞到了传统联系的墙壁上；只要这些局限性得到了认识，解释学就不会长时期地、绝对地使用文化传统。把语言理解成为所有社会制度都依赖的一种元制度（Metainstitution），具有一种重要意义，因为社会行为形成于日常的语言交往中。”（同上）在哈贝马斯看来，作为传统的这种元制度，很明显又依赖于不能变成规范联系的社会过程。语言也是统治和社会势力的媒介，它服务于有组织的权力关系的合法化，因而可以说语言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性质。问题不是语言中包含着欺骗，而是用语言本身来进行欺骗。解释学的经验，就是要向人们说明语言对实际关系的这种依赖性。这样看来，解释学的经验就成了意识形态批判。 我们知道，伽达默尔追随海德格尔，把语言本体化。在他看来，语言不是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类所拥有的装备。相反，语言是世界观。把握了语言，也就把握了世界。进入了语言，也就理解了存在，理解了世界。伽达默尔对语言的“真性”深信不疑。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伽达默尔的语言观还有形而上学倾向，因为他没有注意到语言是面向现实的，语言在与现实的联系中并非完全透明的，而是具有极大的遮蔽性。这就需要我们在运用过程中首先进行去蔽工作，恢复现实的本来面貌。去蔽过程，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批判过程。 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哈贝马斯看到了一种传统还原主义的倾向。也就是说，伽达默尔把社会研究还原成意义解释。而且这种意义只限于主观层面，假定文化传统无所不在。这样一来，社会过程被文化传统给淹没了，社会学不再研究社会演变，而是解释传统意义。哈贝马斯认为，必须打破文化传统的那种所谓独立性的表象，把它放到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当中加以考查。为此，哈贝马斯为意识形态批判设计了一个经验层面上的社会关联系统，从而把解释学的理解和对社会制度的解剖联系起来，实际上就是把意识形态批判落实到社会批判层面上：“社会行为唯一能够得到理解的客观联系产生于语言，也产生于劳动和统治。传统的事件就在劳动的体系和统治的体系中，使自己带上了相对性和局限性；传统的事件只有作为绝对权力才能同独立的解释学相对立。所以，社会学不允许被归结为理解的社会学。社会学要求一个关联体系。”（同上） 在哈贝马斯所设定的这样一个社会关联体系中，传统受到了语言、劳动和统治等三个方面的约束，因而再也不能无所不在。传统只有置身于与其他社会生活环节的关系之中，才能得到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传统之外列举出世界观和行为的先验规则得以根据经验发生变化的种种条件。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哈贝马斯和伽达默尔的冲突各有所依。具体而言，如果说哈贝马斯可以归入黑格尔传统的话，那么，正如哈贝马斯自己所说，伽达默尔则属于康德主义，说得更具体一些，属于新康德主义。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受新康德主义的影响，伽达默尔对解释学的历史向度的理解也是很成问题的。 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对历史的重视。“效果历史”甚至构成了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核心概念。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任何事物一旦存在，必然存在于一种特定的效果历史中，因此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必须具有历史效果意识。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伽达默尔的历史意识缺乏经验基础，形而上学味道太浓，因此，他无法看到，在传统事件的领域中，他必须始终把那种依据本体论的差异和没有媒介能力的东西设想为媒介物，即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的结构从历史上看赖以发生变化的经验条件。这样，伽达默尔就隐瞒了以下事实：从实践上把理解和要理解的东西的解释学的基本观点联系起来的做法，使他不得不用实践的观点对历史哲学作假想的、先入为主的理解。 哈贝马斯在解释学的一些基本原则上是赞同伽达默尔的，否则他也不会把自己的理论称作“深层解释学”。与其说他对伽达默尔提出的是批判观点，还不如说他作了一些补充，共有三点，即意识形态批判、系统理论以及历史哲学。这里要强调一句，这三点并不是分散的，而是相互融合成为一个整体。甚至于，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共同构成了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理论的三个基点，并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分别展开了对精神分析、系统理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哈贝马斯的理论是如何有机地形成一个整体的。因此可以说，他对任何一种理论的阐发都是为了其整个理论框架服务的，同样，他又巧妙地把自己的整体理论框架运用到对其他理论的论述中。 三、走向一种深层解释学 在《解释学要求普遍有效》一文中，哈贝马斯指出：“哲学解释学不是规则指导下的实用技能，而是一种批判；经过反思式的决定带给意识有关我们语言的体验，这些语言体验是我们在运用我们交往能力的过程中，也就是靠在语言中的运动获得的。正因为修辞学和解释学是指导和训练交往能力的，所以解释学的反思可以吸收这方面的经验。”（《哲学译丛》1986年第3期）哈贝马斯对哲学解释学的理解中有两个关键概念，即“批判”和“自我反思”。可以说，它们是传统解释学乃至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所不具备的；也可以说，它们是哈贝马斯对解释学所作的创造性理解和补充。这两点不仅是哈贝马斯和伽达默尔争论的焦点，在很大程度上更是其整个方法论的基础。 就哈贝马斯的方法论而言，如果说对波普尔和伽达默尔的左右批判旨在“破”的话，那么，他的“立”的关键就在于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批判性重建。 熟悉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的人可能都知道，这一学派有一个传统，就是喜欢把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综合起来。霍克海默开风气之先，后来的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更胜一筹。但是，和他的前辈有所不同的是，哈贝马斯比较看重弗洛伊德著作的方法论意义。他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一种科学的自我反思：“精神分析，作为一门要求从方法上进行自我反思的科学的唯一可以理解的例子，在我们看来，至关重要。随着精神分析的产生，弗洛伊德揭示了由研究的逻辑本身开辟的、从方法论上通往被实证主义抛弃的那个领域的可能性。”（J．Habermas：Erkenntnis und Lnteresse，Frankfurt/M．1991，PP．262－263） 哈贝马斯把精神分析理论当作一种有关扭曲交往的理论加以重建。根据我们的理解，重建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步骤：1．破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实证科学的外衣；2．把精神分析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分析，进而把精神分析理论看作是一种深层解释学；3．把精神分析看作一种关于交往资质的理论。 在哈贝马斯看来，弗洛伊德的学说一开始就进行自我反思要素的研究。和皮尔斯、狄尔泰不同的是，弗洛伊德“不是一位以反思地着眼于已经确立了的科学学科中的固有经验的科学逻辑学家。相反，当他创立一门新学科时，他已对这门新学科的假想和前提作了反思”。（同上）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弗洛伊德学说的出现具有革命意义，是对现存科学逻辑的一次挑战。但是，弗洛伊德自己对此并不十分明了。作为一名心理学家，他把自己的学说给误解了，也就是说，他对精神分析理论的理解具有唯科学主义色彩。 哈贝马斯指出，由于弗洛伊德一开始就囿于唯科学主义的自我理解，或者说，自我误解，所以，他陷入了客观主义。这种客观主义说到底和同时代的实证主义是一回事。因此，哈贝马斯认为，要想还精神分析的本来面貌，真正使精神分析理论成为一门崭新的人文学科，并且具有规范意义，就必须剔除弗洛伊德对自身的误解。 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从方法论上对弗洛伊德作了再阐发。他的这种阐发也只是一种解释，不存在对和错的问题，只有有效性的大小问题。他认为，弗洛伊德所建立的新学科的基本范畴、概念的构思，关于心理器官的功能联系和关于神经病症状形成的机制以及摆脱病理强制的机制的诸种假设，一句话，弗洛伊德的这种元心理学框架，首先是从分析情况和梦的解析的经验中提出来的。因此，他的论断同样也具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不只是仅有心理学研究的意义。这就是说，弗洛伊德提出的基本范畴和联系不只是在受到特别保护的交往的特定条件下发现的。这种交往的条件对医生和病人双方来说也同样有可能对认识的条件进行分析。 哈贝马斯强调，即使弗洛伊德本人也没有忽视精神分析中的解释意向。因此，元心理学涉及的不是一种经验理论，而是一种元理论，确切地说，是一种元解释学，它阐明精神分析的认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对此，哈贝马斯称之为一种“深层解释学”。 显而易见，在元心理学和自然科学、精神科学的方法论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它们处在同一个层面上，都把分析性认识的先验框架作为有组织的研究过程，同时也作为自我研究过程的客观联系来加以反思。所不同的是，在自我反思阶段上，精神分析的解释逻辑始终面向现实。哈贝马斯总结说：“自然科学方法论，在它的自我反思阶段上能够揭示出语言同工具行为之间的特殊联系；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在它的自我反思阶段上能够揭示出语言同互动之间的特殊联系，并且把这种联系作为客观联系来认识和以这种联系的先验作用来规定这种联系。元心理学研究的依然是一种基本联系：即畸形语言和行为病理学之间的联系。这时，元心理学以一种日常语言的理论为前提，这种语言理论的任务是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阐明符号的主体间性作用和语言的相互中介作用，以及使人门理解：对语言活动的语法的社会性适应，是个性化的过程。”（同上书，第311页） 作为一种特殊的解释形式，精神分析所消除的是疏漏和曲解。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点具有系统意义和规范价值。因为，精神分析试图把握的符号联系，被内部影响肢解了。符号联系遭到肢解，本身就具有一种意义。要想理解这种遭到肢解的本文，就必须对遭到肢解的思想进行解释。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解释学的固有任务。因此，解释学不能把自己限制在语言学的工作方法上，而要把语言分析和因果分析的心理研究结合起来。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就具有如上特点。纵观精神分析理论的整个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它势必会提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交往资质的理论。哈贝马斯发现，本我和超我在个性结构中的向度，显然与一种主体间性的结构的变形是相对应的，这种结构在无拘无束的交往中是显而易见的。弗洛伊德把这种结构模型当作元心理学的范畴框架，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结构模型还原为一种关于交往资质的扭曲问题的理论。 我们在哈贝马斯后来的一系列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所探询的实际上就是要把有关个人由病态走向成熟过程的精神分析理论有效地应用到对社会发展的论述之中。因此，哈贝马斯把他的学说概括为“现代性的病理学”，也就毫不足怪了。单是这个称谓就已经充分地显示出了他的理论结构，特别是方法论结构与精神分析学说之间的亲和性.
如何合理借鉴哲学解释学方法
哲学解释学的方法论意义伽达默尔曾经说：我们所探究的不仅仅是精神科学的问题，而是人的世界经验和生活实践的问题。近代哲学史上，哲学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都是强调主客体分离的，甚至可能是对立的，而这一对立似乎是近代哲学史上无法破解的难题。在伽达默尔之前，笛卡尔、康德、黑格尔都在用自己新的理论来克服这一对立，但是都没有成功。伽达默尔在很大程度上对该难题进行了破解，他在其《真理与方法》一书的绪论中提出了研究的旨归，其中认为自然科学的知识以及真理此类，都不是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在于那些超出了自然科学，而与哲学、艺术和历史经验更加接近的精神科学问题，这些都涉及到了人的世界经验，以及人的生活实践。在《真理与方法》出版后，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德里达、贝蒂等都在不断的进行对话，哲学解释学不断发展。为了能够让哲学解释学应用得到普遍的发展，伽达默尔对人类实践生活和存在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深层思考，其基础就是“理解”。而且伽达默尔也明确了实践哲学是哲学解释学的归宿，也指出哲学解释学是实践哲学的一个部分。到了20世纪60年代，伽达默尔又发表了《科学时代的理性》、《赞美理论》等代表著作和文集，进一步对科学和哲学、主体与客体等一系列关系进行了深化。精神科学视域下的哲学解释学对于各学科的研究来讲，哲学解释学的出现使其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教育学、文学、法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历史学等等，且在理论层面，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大程度的影响。在明确哲学解释学重要价值的同时，我们也应对其有着清晰的认识，即该方法只是对精神科学当中真理的揭示，理解循环是其强调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应当立足于唯物辩证法，基于此，通过对哲学解释学方法的科学借鉴，来朝着更高的层次迈进，促成“实践—认识—实践”良性理解循环的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新命题涌现，理解相关的命题中，“理解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是典型的代表，对于该命题的看待应当是基于物质生产实践这一重要前提和条件的，基于实践的批判与历史的统一便是理解。从本质层面来讲，人类与世界间的关系既非理解，也非对话和语言，而恰恰就是实践。思维、意识、语言、精神等都是人的重要属性与特征，这些要素产生于人类的改造实践活动。统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社会实践是重要的组成与推动力，而在实践活动当中，理解和对话赋予了其更深的内涵，他们作为思维和言语共同作用于交往实践。在人类现实生活当中，理解、语言、对话有着“表现”的特征，且是在实践活动中产生和不断发展的。对此马克思认为，所有的语言和思想都是对现实生活的表现，语言方面，哲学家们将自身语言进行还原，完成抽象语言向一般语言的转变，就能够明确其语言是否同现实语言发生了偏离。实践有着丰富的内涵，其既是贯穿过去、现在、未来的纽带，也促成了人类社会关系的构建，是人类社会不断推进的重要条件与基石。人类在实践活动当中，进行着对世界的改变与解释，人类在实践中与世界亲近，实现了自身的改变。同时，实践与理解间存在着相互的关系，人类通过实践不断加深对社会的理解，而对于理解的持续积累又会形成更深层次的实践，可以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正是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下，才有了人类对于世界与现实社会的认知与改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命运便依托于理解，其之后的发展就成为了一种效果史与理解史，并由解释学规律来发挥支配作用。从历史的规律来看，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多样性发展是趋势所在，其中解释冲突的出现也难以避免，但依靠宽容与对话来寻求一定程度的统一，实现共识上的一致性，便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丰富，是该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现与发展，出现了一批以此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家、实践家与革命家，他们身处的时代虽不尽相同，但却有着不谋而合的一致性，即基于传统，以时代要求与实践发展作为依据，立足于现实情况与客观历史来寻求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丰富与不断发展。对于不同的国家、地区来讲，其间的民情、国情及发展情况是有着一定的差异性的，由此形成了“视域”上的迥异。因此，在全球范围内，马克思主义道路呈多元化走向。哲学解释方法支持下我国思政教育的突围明确思政教育中的主体。从本质层面来讲，对话即是对话者彼此发现，探寻自我的过程，要求对话双方用最真实的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对话的平等性表现在对话主体的彼此理解，这一活动带有互动性和反思性，是对话主体精神、意义的重建过程，从而最终实现彼此的理解与积极影响。在高校思政教育当中，主体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及教育文本，这三者有着平等的关系与地位。高校思政教育在倡导教育者引导、指导作用发挥的基础上，被教育者的自我教育也应当得到进一步的提倡与推进。对于高校思政教育活动来讲，各教育主体均应保持较高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虽然在这一过程当中，学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与此同时，也要承担起某些对自己和对学校的责任，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高校思政教育过程当中，教育主体对于自身价值的追求体现在自我肯定、完善及发展方面，他们对于公正和自由充满着向往，希望通过美、善、真来构建美丽的生活世界。当人类对于自身、生活、生命活动具有意识时，他们便有可能实现对自己及自身生活、活动的掌握与支配。政治教育的回归。就我国高校思政教育的现实情况来看，历史的限制性是一个明显的特征，历史境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思政教育的发展。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而言，其意识、思想、观念的产生、变化、发展都离不开人的生活世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话应回归生活世界，回归教育生活。一方面，“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另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维系其存在和发展的一种历程，这种历程是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实践一同进步和发展的。坚持主客体之间的主体间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也应转向交互主体式（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从教育方法上来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努力克服主体-客体模式的规约，走向主体之间的交往，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从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出发，在教育活动中相互肯定、相互认可、相互理解、相互促进和相互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要反对强制和压迫，彼此承认，相互理解，共同遵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和规范，相互督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走出单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模式，开展渗透性思想政治教育课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从课内走向课外，从学校走进社会，回归到教育主体的生活世界。归结来讲，高校思政教育中交互主体的方式主要表现为如下方面的特征：第一，立足于现实存在，来调动教育主体的主动性，使其主体性得到充分的发挥，承担主体责任的同时，能够积极地融入到思政教育当中；第二，强调了教育主体间交往的平等性，并非是征服与压迫；第三，教育主体的现实生活就是教育场所，将思政教育范围覆盖教育主体的交往区域；第四，明确教育主体的综合发展是思政教育的最终目标，其是一个知识、行为、意志、情感全面发展的过程。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的介绍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德语：Hans-Georg Gadamer，1900年2月11日－2002年3月13日；台译：高达美。），德国哲学家，1960年以出版著作《真理与方法》闻名于世。他对诠释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哲学精神和人生实践统一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对话和理解如果可能是此在（Dasein）的一种存在方式。他的一生都在研究对话和理解，他的教学和著述也都是在与听众的对话中展开的。
关于中文版《伽达默尔传》
昨天，网购了《伽达默尔传》中文版，黄旺 胡成恩译自该书法文版，这里的中文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教授生于1900年，2002年去世。他的一生跨越了三个世纪，在德国多所著名大学任教数十年，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哲学著作。其中，1960年他的生日前正式出版的《真理与方法》一书，让他从一个哲学教授蜕变为著名的哲学家。伽达默尔在继承胡塞尔现象学方法和海德格尔存在诠释学的基础上，构建了哲学诠释学理论体系，使得一般诠释学发展走向了哲学诠释学。随后的数十年时间，伽达默尔一方面与德里达、利科尔、哈贝马斯展开有关诠释学与意识形态等问题的理论争论与研讨，另一方面继续深化其哲学诠释学理论思考和推广应用，把哲学诠释学推进到实践哲学的新境地。伽达默尔的入室弟子，加拿大哲学家、诠释学家让·格朗丹教授在完成《哲学诠释学导论》的理论阐述基础上，查阅伽达默尔全部档案的前提下，又对在世的哲学家本人进行了数十次访谈，以德文著成《伽达默尔传》一书，在传主仍在世时隆重推出了这部传记，全面介绍了哲学家本人的生活和思想，特别对有关伽达默尔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与纳粹德国、伽达默尔与利科尔、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等世人关注的敏感话题作出了自己的研究与阐述，对传主从一名哲学教授蜕变为哲学家的历程以及向着实践哲学的推进等复杂性话题作出了自己的阐释。 这是一部得到传主本人认可和众多当事人赞同的传记，也是一部哲学研究性著作。研读这部传记，有助于我们知人论世，更好的理解和把握哲学诠释学与实践哲学的理论特征，进而了解诠释学未来发展的种种可能性。 伽达默尔作为一位令人敬重的德国哲学家，不仅仅以自己的思想学说影响了世界，而且以其温厚朴实而又仁爱谦和的人格征服了众多追随者，他的《真理与方法》一书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学者潜心研读的哲学经典。这部传记中文本的出版，对于普通中国人进一步了解德国哲学家的生活与学说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
真理与方法的关系是什么
关系是认识真理离不开实践，掌握方法也需要实践。《真理与方法》是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著解释学美学的代表作，也是解释学哲学的经典著作。书中传达的思想，直接启迪了接受美学流派。该著强调解释学是哲学，哲学也应当成为一种解释学。运用近代以来的科学方法并不能达到理解的真理。
伽达默尔是哪一翻译学派
伽达默尔是德国哲学家和文论家，师从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是对海德格尔前期存在主义的阐发。以下是其哲学解释学文论的推导过程。艺术作品的真理。1. 认识论真理是一种命题真理，指陈述与陈述对象一致，就是科学真理。按照这个标准，艺术就与真理无关，但传统美学又总是试图证明艺术陈述具有准陈述性质，以此攀附于科学真理。2. 要认识艺术的意义和价值，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真理观，将艺术真理视为完全不同于科学真理的存在的真理（或者意义显现的真理，或者解释学真理）。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1. 艺术作品与游戏相似——游戏将游戏者卷入其中从而显现自己，艺术作品将阅读者卷入其中而显现自己。2. 对于游戏而言，观众的参与是决定性的；对于艺术作品而言，阅读者的接受理解对于意义显现和持存也是决定性的。3. 因此，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是真理发生的方式，或者意义的显现与持存的方式，就是理解和解释。艺术作品的理解。1. 反驳方法论解释学。 （1）正确的理解必须消除成见——伽达默尔认为成见是一种“前见”或者“先行结构”，也是一种视域或眼界，是理解发生的首要条件。 （2）正确的理解必须跨越时间——伽达默尔认为“假前见”昧于现实关系而见不到文本的真意，“真前见”出于相对封闭的历史视域进而确保获得真意，真假之别恰恰在于时间距离。时间距离相当于一个过滤器，新的错误源泉被不断消除，新的正确源泉不断产生。所以，时间距离乃是文本意义向理解的无限可能性开放的基础。2. 理解就是视域融合。 （1）理解者的“前见”是一个视域，文本意义的显现也是一个“视域”，理解就是各自跨越自身界限而向对方开放，即“视域融合”。 （2）“视域融合”的过程——一、理解者假设文本是对某个问题的回答；二、要重构这个问题，就要跳出文本视域，进入理解者视域；三、两种视域融合，文本得以理解，也就回答了问题。3. 理解的共时性和历时性。 （1）在瞬间的视域融合中，过去和现在、主体和客体、自我和他者突破各自界限，而成统一整体。 （2）艺术作品存在于交互理解的历史过程之中，任何人对作品的理解都是对这一历史的介入，受此历史影响并汇入这一历史。艺术的人类学基础。1. 传统艺术以图像帮助人们理解神启，以感性形式表达理念，现代艺术在各个方面均与之冲突，但又时时处处显示着自己的艺术特征。传统与现代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