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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无人机真正坠海原因，只有一个
美国无人机真正坠海原因，只有一个
美国MQ-9无人机遭遇俄罗斯苏-27战斗机拦截坠毁一事，仍然在发酵，就在外界广泛关注美国会不会要求俄罗斯道歉的时候，美国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布里格明确表示，美国无意寻求俄罗斯方面就无人机坠海一事道歉，但是美国会继续在国际空域飞行。
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道歉你不需要，但是捣乱我会继续。美国无人机为何被俄罗斯战斗机拦截？
因为俄罗斯在俄乌冲突期间，对克里米亚相关海域制定了敏感空域的飞行规则，而这个规则美国显然是不承认的，所以美国的无人机经常抵近侦察。俄罗斯认为美国的无人机这样做，就是在给基辅提供搜集军事情报，这是一种有针对性的军事行为，所以俄罗斯才派出战斗机拦截MQ-9。
那么，俄罗斯的苏-27战斗机真的撞上了MQ-9无人机吗？倾倒燃料会让MQ-9坠机？从目前美俄双方公布的录像资料来看，黑海拦截事件中苏-27是否通过撞击使得MQ-9坠海，难以做出完全准确的判断。从视频画面看，能够证实的是苏-27的确向美国的无人机倾倒了燃料。
那，通过“放油”能不能干扰MQ-9无人机正常飞行，甚至让其坠海呢？
通过放油就可以让敌方航空器坠毁，这虽然十分违背常理性思维，但从技术手段上来说确实可行。MQ-9虽然具有螺旋桨，但它采用的并不是活塞发动机、而是涡桨发动机。
这一点很重要，从本质上来说涡桨发动机可以视为涡轮喷气发动机的一个特殊分类、基本工作原理依赖吸入空气，而通过近距离空中放油能让涡桨发动机吸入的空气在短时间内密度瞬间上升、乃至直接吸入液体，导致发动机进气、加压、燃烧和排气这四个过程出现了非连续性，从而导致发动机无法正常工作，进而导致无人机失去动力而坠毁。
不过，从苏-27拦截MQ-9所引发的争议，就不难牵扯出另一个问题：在执行空中拦截任务时，撞击究竟是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
很多人说，苏-27参与了直接碰撞，实际上直接碰撞的可能性非常低。这么快的速度，哪怕是碰到一只鸟都可能坠机，更不要说无人机的零部件。
本次拦截事件让很多人想到了著名的“巴伦支海手术刀”，当时，一架苏-27战斗机对挪威空军的P-3B侦察机进行了空中拦截，并且发生了碰撞。P-3B反潜机被苏-27的垂尾剐蹭发动机舱导致一台发动机停车、迫使其不得不返航。此举，让苏-27名声大噪，可以说对苏-27当年的销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这件事直到今天还是坊间津津乐道的谈资，然而事情的真相或许令人大跌眼镜。从苏联防空军在事后对涉事飞行员辛巴尔大尉予以停飞处分、其驾驶的苏-27在修理后改用新机身编号的处理结果来看，显然苏军官方对于这种十分冒险的做法极其不认可。
而从事后的研究分析来看，辛巴尔当时也极有可能并非是刻意对P-3B进行“碰瓷”，而是企图从其下方掠过进行示威却错估了飞行高度，换句话说即便飞行员本人也很有可能根本不希望发生撞击，这一点不难理解——任何撞击行为都会导致拦截方的飞行器受损，即便不会导致其坠毁也会在继续的飞行中威胁安全。
而对于无人机进行拦截，空中撞击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即飞行姿态不容易控制。现代战斗机最大速度能达到2倍音速，相比之下涡桨动力无人机的最大速度大约只有不到500公里每小时，因此涡桨动力无人机的正常飞行速度恰恰避开了战斗机的常用飞行速度区间。
一般来说，战斗机在对涡桨动力无人机进行跟踪伴飞时飞行姿态和机动范围事实上已经受到限制，这种情况下再让其快速改变航向和姿态、并在尽量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直接撞击无人机，对飞行员来说实现难度极大。
且稍有不慎就会让战斗机陷入危险姿态、极有可能酿成飞行事故。因此，无论此次拦截事件情况如何，在对低速目标进行驱离时，战斗机飞行员都会竭力避免进行空中撞击，如果撞击确实发生，更大的可能是操控失误而非飞行员有意为之。
综上，美国无人机的坠海，很大可能依然是“放油”导致的失去动力，而并不是战斗机飞行员主动撞击导致的坠海，因为这种撞击风险实在太大了。
当年在巴伦支海上空做出“空中手术刀”机动的那个苏联飞行员现在怎么样了
冷战期间北约频繁地侦察该区域的潜艇活动，给了 941 联队相当多的练兵机会。1987 年 9 月 13 日那天，“巴伦支海手术刀”的飞行员是瓦西里・辛巴尔（Vasiliy Tsymbal）高级上尉，这位上尉同志生性顽劣，在这之前早就“劣迹斑斑”了。有一次为了驱逐一艘挪威间谍船，辛巴尔和他的战友一边超低空飞行，一边把飞机内的废油全部洒在船上——所有挪威船员都洗了个“航空煤油淋浴”（零下好几十度，想想都头皮发麻……）。“巴伦支海手术刀”。其实并不像很多媒体报道的那样——辛巴尔上尉恼羞成怒之下故意凭借“高超的操控技术”和“对 Su-27 性能的自信”，用垂尾将对方发动机短舱割开并导致停车——事实上这只是一起由于苏联飞行员估算不足而导致的空中碰撞事故而已，当时的媒体过于添油加醋了。而且这架“红色 36”号 Su-27P 也并非全身而退——回到基地后留下了右垂尾顶端破损的照片。为了避免国际舆论谴责，“红色 36”号回到基地后马上把战术编号的“6”刷成“8”，摇身一变成为“红色 38”号；而这次玩过头的辛巴尔大尉也不得不接受停飞处分，没过多久后被调往位于克拉斯诺达尔省（Krasnodar Region）的 562 联队，直到 90 年代末因尾翼气流偏转导致失事而殉职。百度军事专家团队为您解答~~
瓦西里·米列亚的传记
1927年1月1日出生于阿尔杰什县列雷什蒂乡一个森林工人家庭。1946年毕业于“米哈伊一世”商业中学，之后留校担任代课教师，曾是罗马尼亚国家农民党穆斯切尔县（后并入阿尔杰什县）列雷什蒂乡青年组织的副主席。1947年参加罗马尼亚人民军。1947——1949年在罗马尼亚步兵军官学校学习军事。1949年5月被授予中尉军衔，同年12月晋升为上尉。1949——1950年任罗马尼亚人民军陆军第9坦克旅排长、连长。1950——1952年在布加勒斯军事指挥学院（1962年由指挥、政治、后勤、技术学院合并为布加勒斯特综合军事学院）坦克、装甲和机械化兵系学习。1952年6月晋升为大尉，同年9月任人民军陆军第38坦克团营长，同年12月晋升为少校。1953年任布加勒斯特集团军（驻布加勒斯特第二集团军，1980年4月变更战斗序列为第一集团军）作战训练部部长。1953——1956年任第18坦克团团长。1955年毕业于苏联马利诺夫斯基装甲坦克兵学院。1956——1957年任第9机械化师参谋长，1956年11月晋升为中校。1957——1958年任第9机械化师师长。1958年2月——1959年10月任布加勒斯特集团军战斗训练中心副主任。 1955年2月16日被吸收为罗马尼亚人民军04326部队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罗马尼亚共产党）基层组织的预备党员，1957年9月20日正式成为罗马尼亚工人党党员。1958年7月30日，根据监察部门的审查报告，米列亚因被指责在管理上存在重大疏漏、粗暴对待下属、漠视政治业务而被开除党籍，从军事作战单位调到军事教育部门。1959年10月——1960年11月任皮特什蒂坦克兵军官学校副教育长。1960年11月——1964年9月任皮特什蒂坦克兵军官学校校长。1962年12月30日晋升为上校。在此期间，瓦西里·米列亚进行了自我批评，1960年10月6日重新加入罗马尼亚共产党。此后，在康斯坦丁·奥尔泰亚努的举荐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提携下，米列亚在罗马尼亚军界的地位日益上升，1964年进入布加勒斯特综合军事学院继续深造。 1964年8月晋升为少将。1964年9月——1965年6月任第6坦克师师长。1965年6月——1969年7月任克鲁日集团军（驻克鲁日第三集团军，1980年4月变更战斗序列为第四集团军）参谋长，1968年8月23日晋升为中将。1969年7月8日——1973年6月5日任克鲁日集团军司令。1973年6月5日——1978年6月5日任罗马尼亚爱国卫队参谋长，1977年5月晋升为上将。1978年6月5日——1980年3月31日任布加勒斯特集团军司令兼布加勒斯特卫戍区司令。1974年11月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罗共候补中央委员，1979年11月罗共“十二大”和1984年11月罗共“十三大”均当选为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1974年当选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民主和团结阵线全国委员会成员。1975年起当选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大国民议会代表，1977年任大国民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1980年3月起任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 1980年3月31日——1985年12月16日任罗马尼亚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参谋长。1985年12月16日——1989年12月22日任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防部长。1973年6月5日——1978年6月5日、1980年3月31日——1985年12月17日和1985年12月17日——1989年12月22日三次任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爱国卫队参谋长、人民军总参谋长、国防部长是国防委员会的法定成员）。1986年4月被增选为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89年11月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仍当选为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候补执委。 1989年12月22日在布加勒斯特自杀身亡，终年62岁。1989年12月23日被追认为大将。米列亚一生中多次获得国内外授予的各种勋章。米列亚精力充沛、沉着、坚定，对自己和部下要求严格，深受部下的尊重和敬佩。1982年5月和1985年6月两次访问中国。 瓦西列·米列亚曾获罗马尼亚一级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勋章1枚、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之星一级勋章1枚、罗马尼亚“1944年8月23日”勋章1枚、罗马尼亚保卫祖国勋章1枚、罗马尼亚军人英勇勋章1枚、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胜利勋章1枚以及罗马尼亚其他勋章、奖章及外国勋章、奖章多枚。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的政治—军事思想，论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国防的独立性》（军事出版社，1983年）合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