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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赛义德的介绍
爱德华·赛义德生于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教授。赛义德是介入式知识份子，他努力挣脱出大学理论机器的控制，从而将理论同活生生的现实实践结合起来。赛义德是初是作为一个老式的批评家出身的，后业，在福柯和葛兰西的理论中，发现了权力，组织、控制、霸权以及对此所作的种种抵制；赛义德的巨大成就是对欧洲式的东方主义的描述，考察以及持之以恒的批判，继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浪潮 。
什么叫做话语强权
如今西方话语正在挟经济力量与科技力量之重，与资本的跨国流动取同一趋势，从发达国家、地区向欠发达国家、地区漫流，从而在西方话语与发展中国家话语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势差。在某种程度上，西方话语不仅成为发展中国家话语的参照系，而且成为发展中国家话语的内容本身。甚至发展中国家的言说者只是将自己的本土话语作为一种参照系，来考虑如何更顺便、更圆熟地使用西方话语。在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的话语在回应西方话语时非但不成其为主体，而且只是成为一种“他者”。话语即权力，这种话语势差使得西方话语成为一种强权话语。总的说来，西方话语的强权表现为命名权，立法权，主讲权和划圈权。 命名权。有言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当今西方话语的强权首先表现在“正名”和“立言”上，试看当今世界各种“主义”“派别”的层出不穷，各种“新”“后”“反”之类名目的花样翻新，无不来自西方而为世人所仿效和因袭。 立法权。西方话语往往具有法典的权威性和典范性，它不仅为事物正名，而且为言说者制定游戏规则。而这种话语规则的建立是通过与之关联的一整套概念术语的运用而得以实现的，包括这套概念术语的特定内涵、内在逻辑以及适用范围等，都有严格的规定性，不得违背、不得曲解。谈论者首先必须做到的事，就是准确把握这些概念范畴的内涵，按照其内在逻辑，在其适用的范围内加以使用，否则就免开尊口。在这种场合下，西方话语往往一言九鼎，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则是人微言轻。 主讲权。这就好比在一个大礼堂里举行的报告会，在台上做报告的总是西方话语，在台下听报告的则是发展中国家的言说者，前者扮演施者的角色，专司话语的生产和输出，后者充当受者的角色，专事话语的消费和接纳。试看当今在我们的哲学、法律、宗教、道德、科学、文化等话语域中所进行的言说、所发表的文章，有多少不是对于西方话语的引用、诠解、穿凿和附会？有多少不是属于西方话语的寄生物和衍生物？ 划圈权。任何话语都有其适用的范围，都有一定的“圈”，因而总是有“圈内”“圈外”之分，在这种话语圈中总是由强权话语主宰着局面，控制着高低主从各种话语所构成的关系结构，支配着话语资源的占有、使用和消费。将谁接纳于圈内，将谁摈除在圈外，以及将圈内的各方置于什么地位，核准权也全在于强权话语。当今西方话语就扮演了这种主宰者和核准者的角色，它不仅建立了种种言说规则，而且制定了种种语言禁忌，以此修筑起壁垒森严、不可逾越的话语的“柏林墙”，一旦有谁违反了言说规则，触犯了语言禁忌，便被视为异类，毫不留情地逐出圈外。 西方话语作为强权话语的存在，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构成了特定的语境。这是一种对比性的语境，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话语只是与西方话语相比较、相对照而存在，也只是在这种比较和对照之中才被赋予意义，因此从根本上说，它不成其为自在自为、独立自足的话语。例如以赛义德为代表的“东方主义”理论，其主旨并不在于阐扬东方话语的精髓、确认东方话语的价值，而是站在西方话语的本位上来论述东西方话语的殊异，用西方话语来重新建构东方话语。在这种话语权力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具体话语的运用也容易发生畸变，转而移植强势话语的规习作为操作规范。如今对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关键词”的辨正、分析和界定成为时髦，且不说其操作规范是对于西方话语的仿效，令人不解的是，这大多是对于带有大写英文字母的语词的辨析和诠解，哪怕是中国的《辞源》、《辞海》中早就收入的语词，也似乎只有按照西方人的理解去加以诠解，才算得其正解，只有按照西方人的理解去使用，才算具有合法性。进而言之，强势话语对于弱势话语的压制，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人们逐渐习惯于像西方人那样去看、去听、去思考、去说话，潜移默化地将自己的观念、情绪、意愿、欲望纳入西方模式，即使在反观自身的本土文化时也是如此，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西方的眼光、思维、观念和标准，来对本土文化重新加以编码。 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语境，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话语面临着一个两难推理：要么站在西方话语之外说话，要么完全认同西方话语，但结果都不妙。如果站在西方话语之外说话，那就背离了中心话语，存在着被边缘化的危险，也就意味着被排斥、放逐、淘汰出局；如果完全认同西方话语，那就必须对大举进犯、动地而来的西方话语表示臣服，将自己纳入西方话语，被西方话语所化，进而用西方话语来建立起一套新的知识体系，但根据国情这又是行不通的。 看来发展中国家的话语命中注定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人们可以找到的唯一出路便是起而抵御和抗拒西方话语，使自己成为西方话语的“反话语”，它以西方话语作为言说的起点和支点，从中寻得可供进一步发挥的问题，尽管持相反的价值取向，但却借此介入了中心话语。关于这个问题，弗·詹姆逊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的一段论述值得注意：“我们一开始就必须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区别，即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看作是人类学所称的独立或自主的文化。相反，这些文化在许多显著的地方处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的生死搏斗之中——这种文化搏斗的本身反映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受到资本的不同阶段或有时被委婉地称为现代化的渗透。”为此福柯将这种“反话语”称为“话语政治”，指出它是通过对于强势话语的反抗和斗争来表达弱势话语的欲求，带有政治抵抗的性质。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反抗来自西方的话语压迫时，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反话语”何以总是不能避免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作为言说者，总是自膺负有警世、励世、范世的重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同意弗·詹姆逊的这一说法，在第三世界中，“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 那么，这种与西方话语相对峙的“反话语”，其具体的操作规范包括话语资源的清理、话语观念的调适、言说方式的重建如何呢？处于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寻求当代话语的出路时对这些问题不能不深长思之。
东方主义的起源
“东方主义”（Orientalism）或译为“东方学”，原是研究东方各国的历史、文学、文化等学科的总称。赛义德认为它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Orientalism” 本质性的含义是西方人文化上对东方人控制的一种方式。20世纪以来，用东方主义形容西方对东方的研究是有负面意思的，大意是指该研究者抱著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态度来理解东方世界，又或是指外来人对东方文化及人文的旧式及带有偏见的理解。在“西方”的知识、制度和政治/经济政策中，长期积累的那种将“东方”假设并建构为异质的、分裂的和“他者化”的思维。在一些激进作品中，东方甚至被认为是西方的对立面；即将所谓的“他们”（They）表现成“我们”（Us）的反面。对东方主义最具影响力的批评莫过于爱德华·萨义德，他用福柯的话语概念考察了东方主义，并试图阐明权力如何通过话语起作用、权力如何产生认识，以及关于“东方”的认识本身如何表现了社会权力关系。近古以前欧洲人所说的东方主义中的东方，指亚洲等地，包括欧洲人所指的近东、中东、远东地区，甚至包括俄罗斯和原来的东罗马帝国。中国称东方文化圈则指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化圈。而在当代英语中，东方（Oriental）一词狭义上也主要指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化地区，不包括印度、西亚等地区，比以前所指的范围小。 萨义德于1978年在他富有争议的名著《东方学》里清晰表达并宣扬了这个观点，以伊斯兰研究为中心分析欧洲的东方学，有学者总结萨义德的观点如下：“萨义德曾以伊斯兰研究为中心分析过欧洲的东方学，他把这种学问视为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位置而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东方成为了欧洲物质文明和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是欧洲自我得以建立的它者。对于欧洲而言，东方既不是欧洲的纯粹虚构或奇想，也不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而是一种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蕴含着漫长历史积累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容。”批评这种学术传统以及一些现代学者，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的Bernard Lewis教授，和文明冲突论学者，耶鲁大学教授亨廷顿博士。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属于西方建构产物，旨在为东西建立一个明显的分野，从而突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而在法国和英国要让东方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埃及﹑印度成为殖民地的时候，这种思想形态便在政治上有利用价值。萨义德认为，这种建构及论述，与那些国家的真实面貌几乎毫无关系。即使西方人要重新认识东方，他们大都跳不出这种论述的框框。
”文化殖民”一词是由谁提出的有关此方面的著述有哪些
文化殖民也是后殖民主义。后殖民理论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一般来说，前意共领导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的“文化霸权”（又称“文化领导权”、“领导权”）理论与法侬（Franz Fanon，1925-1961）的“民族文化”理论对于后殖民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话语”与“权力”理论则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话题。除了这几个人的著作 还有：在《东方学》中，赛义德指出，东方主义是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形式，在东方话语背后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支配关系，一种不断变化的复杂的霸权关系。汤林森（J. Tomlinson）于1991年出版了《文化帝国主义》一书，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全面的论述。在这里，他将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分为四个层次或是途径来加以解剖和分析，而其中，现代性批判是其关注的焦点。第一，不平等的信息流，即作为一种媒介帝国主义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第二，对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威胁，即作为一种民族性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第三，消费文化对传统社会的冲击，即作为一种全球资本主义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第四，现代性的发展及其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即作为一种现代性批判的文化帝国主义。
东方主义的作者是
是赛义德，一位美国思想家。
东方主义作为一门学科的“东方学”肇始于18世纪中期，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东方主义”的历史则要久远得多，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
而作为话语的“东方主义”这个概念则是伴随着美国思想家赛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 1978）一书的出版才被赋予了崭新的内涵。
在这本“从全新视角出发”撰写的学术著作中，借助于福柯的话语理论，赛义德以一个植根于中东土地上的阿拉伯人的独特眼光，通过亲身、长期对美国的观察和了解，检视了自18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关于东方的观念和再现，对西方传统的东方学发起严厉挑战。
爱德华·赛义德的评价
赛义德的富有挑战意味的专著《东方主义》确实为我们的跨学科学术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野，即将研究 的触角指向历来被西方主流学术界所忽视、并且故意边缘化了的一个领地：东方或第三世界，它在地理环境上与西方世界分别处于地球的两个部分，但这个“东方”并非仅指涉其地理位置，同时它本身还具有着深刻的政治和文化内涵。作为东方人的后裔，赛义德无时无刻不缅怀历史上曾有过的那个令人神往的强大的东方盛世，并为那一时代的一去不复返而感伤和惆怅；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在西方高等学府身居高位的大学教授，他又为自己有资格以一个“他者”的身份来研究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东方”而不无某种优越感。出于对西方帝国主义霸权的痛恨和厌恶，赛义德首先将批判的触角直指西方帝国，而与其相比较，东方则是一个与之相距甚远的“他者”，只是当西方进入衰落之时东方才偶尔被用来反观西方文化自身。因而，在这方面，赛义德的著作使西方主流学术界重新把目光转向东方，这便是他的理论中的“反殖民主义”方面。但赛义德的尝试还具有强烈的“非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和“解构”的作用，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之后的“非边缘化”倾向的先声。众所周知，解构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策略就在于其从西方文化内部来冲击并削弱“逻各斯中心主义”。作为当时的美国解构主义阵营的一位重要成员，赛义德与“耶鲁学派”的不同之处恰在于，他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选取了一个新的批判视角：从“他者”（东方）的视角来批判习来已久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或者说从边缘向中心运动，最后旨在消除所谓“中心”意识。应该说，这正是该书的积极意义所在。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东西方的不平等关系的深刻洞悉和强烈批判，这也预示了他后来对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抨击。但解构主义的一个重要策略就在于其多元取向。但是，正如不少东西方学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赛义德所批判和建构的“东方”和“东方主义”也不无其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具体体现在地理上、文化上和文学上，这也使我们第三世界学者和批评家有了可据以进行质疑和重新思考的理论基点。首先，我们应当指出“东方主义”的地理学局限。这一方面受制于赛义德本人的出身背景和知识学力之局限。众所周知，从地理上说来“东方”至少可以囊括幅员辽阔的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地区，而在赛义德的书中，东方的地理学界线仅仅找到近东和中东的阿拉伯地区，而很少论及更为广大的东南亚地区和诸如中国、印度和日本这样一些重要的东方国家。这不能不说是该书的一大局限。其次，“东方”或“东方主义”也有着其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局限。就其意识形态和文化意义上而言，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观念或“西方”文化实际上指的是基于西欧和北美诸国流行的资产阶级价值准则之上的意识形态或文化观念，而与此相悖的则被笼统地称为“东方”的观念。由于其地理环境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局限，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便毫无疑问地导致了他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的局限：他所讨论和引证的文本大都是英语文学作品，而较少涉及非英语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这不仅是他本人研究的局限，同时也是整个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的历史局限。《东方主义》一书的出版，不仅奠定了赛义德本人的学术声誉和地位，同时也标志着他的后殖民理论体系建构的开始。之后，他虽然在其他场合曾对“东方主义”的内涵和外延作过一些补充和修正，但其理论核心并未有所突破。
